编者按：他叫吴天明，出身贫寒，凭着不懈的努力和奋斗，35岁时己是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了，成为当时咸宁地区的县市长中最年轻的一个。39岁时，又担任地区旅游局局长。然而，正当他意气风发的时候，被个人的权欲冲昏了头脑，最终栽进了权钱交易的罪恶深渊。此案用吴天明的自白警示我们：“如果我能在政治上的不断进步、事业的不断发展中，老实一点，谦虚一点，自律一点，廉洁一点，也许我也会像过去的老同志一样拥有一个非常满足的今天。”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，尤其是权倾一身的主要领导干部，一定要严格自律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到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，堂堂正正为人，清清白白做官，无悔于党的事业，无悔于人民的重托。
痛定思痛谈教训决裂旧我塑新生
——湖北省咸宁市旅游局原局长、党组书记吴天明的自白
我叫吴天明，现年47岁，研究生学历，硕士学位，被捕前是咸宁市旅游局局长、党组书记。1999年12月，我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现在洪山监狱服刑改造。
今天，我作为现身说法的反面典型，在这里对自己的罪恶进行无情的自我鞭挞，真有说不出的痛苦、惭愧和难堪。
我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自己的贪婪，想得到更多的东西，结果却把自己奋斗了半生所得到的全部毁掉了。党内外职务被撤销，我深深眷恋的党籍和赖以安身立命的公职也被开除，我曾经为她孤注一掷的年轻妻子也离我而去。如今的我，除了拥有一个不齿于人前的罪犯身份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之所以惭愧，是因为自己受党教育几十年，最后却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，被清除出党的干部队伍。我深感对不起党和人民，对不起曾经热情地关心、培养过我的老领导、老同志和老朋友，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和曾经相濡以沫的前妻，也对不起因为失去父爱而过早独立谋生求学的独生儿子。
我之所以难堪，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，我曾多次得到过党和政府的嘉奖与表彰，经常出席和主持过一些会议，作过报告，讲过话，而今天却要在大庭广众下展开无情的自我批判。面对在座的各位领导，我感到无地自容！
1955年5月，我出生在鄂南的一个偏远小山村，兄弟姐妹五个，我是长子。父母望子成龙，刚6岁就送我上学。小学时期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为生产队放牛；到了中学阶段，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回家参加集体劳动，起早摸黑，挣一点微薄的工分贴补家用。1976年，我从学校进入社会时，记得当时随身携带的物品仅有一只旧木箱和两床厚重的棉被。在此后2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，组织上也不断地给我压担子，为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再学习、再锻炼的机会，使我刚过而立之年就走上了副县级领导岗位。1990年，我调任原咸宁市（县级）副市长时，在咸宁地区的县市区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；39岁时，我担任了地区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。如果我能在政治上的不断进步、事业的不断发展中，老实一点，谦虚一点，自律一点，廉洁一点，也许我也会像过去的老同事一样拥有一个非常满足的今天。令人十分痛心的是，我没能做到这一点。面对成绩我沾沾自喜，目空一切；工作上主观武断，唯我独尊；党务、政务大权独揽，使我利令智昏，为所欲为，漠视党纪国法的约束；利己主义倾向使我在灯红酒绿、送往迎来中迷失了自己。由一名原本属于跨世纪的领导干部瞬间沦落为一名千夫所指的囚犯。
我走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认真过好权力、金钱和美色关。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，个人的权欲也在不断地恶性膨胀，政治上的野心越来越大，在十分严肃的政治生活中，常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极不恰当的位置，好大喜功，独断专行，不顾条件地盲目追求政绩，不顾党性原则而慷国家之慨，以致使完全忘记了立党为公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于是便逐渐滋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、不捞白不捞的错误思想。过分地看重了金钱名利，最终经不起金钱名利的诱惑，一头栽进了权钱交易的罪恶深渊。1994年，我在原咸宁市政府分管城建期间，在因主持一个大型城建工程项目时，收取工程施工单位管理费16.8万元，其中以奖金名义分发13万元，我个人收受3万元。1999年，东窗事发，我为此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。
导致我走上犯罪深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过好美色关。我和许许多多事业有成的男人一样，也曾拥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。前妻是我同学，在同龄人中她也算得上一个学有所获、干有所成的职业女性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面对个别社交场合令人眼花缭乱的纸醉金迷生活，我没有能把持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德道操守，在歌舞升平、送往迎来中迷失了本性，走向了堕落，经常心安理得地接受宴请、桑拿等“特别服务”。尤其是在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年轻女人之后，在她的甜言密语中，我以为找到了真爱，便不顾一切地要求离婚。为了挽救我们的婚姻和我的政治生命，当时的地委主要领导亲自找我谈话，语重心长地劝说；许多老前辈、老同志、老同学多次登门劝戒；一些外地的同学和朋友闻讯后甚至专程赶来，直言不讳劝我，不要把自己的大好前程毁在那些口蜜腹剑的风尘女子手里。对于他们的苦口婆心，我充耳不闻，一意孤行。实实在在地讲，我的后一个妻子的确年轻漂亮。为了博得她的欢心，我不惜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，但是这种构筑在权力与虚荣之上的投机婚姻，本身就注定了它的悲剧性结局。我坐牢以后，最初她还能敷衍着看我一两次，但却一次比一次冷漠，并在我们的婚姻存续期间很快就投到了另一男人的怀抱。最后，我在难以言状的屈辱与悔恨中等来的却是她的一纸离婚诉状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我能自觉抵制美色的诱惑，如果我能听从组织领导和亲友的劝阻，就不会因为婚变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，对金钱名利也不会产生难以遏制的欲望，我也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众叛亲离、鸡飞蛋打的可悲下场。这种依附于权力和金钱的婚姻，以及充满低级趣味的个人享乐，给我的事业和家庭造成的危害是灾难性的，也是刻骨铭心的。
投劳服刑以后，面对监狱的高墙电网，许多了解我的同改热心地问我：你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否后悔？如果允许你重来，你会怎样做人做事？
我说，大千世界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，如果有，我愿用20年的寿命去换取。
如果允许我重来，我会珍惜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每一个权力，恪尽职守，当好公仆。面对日益富裕起来的人们，我也决不会因心理失衡而以权谋私。因为我己懂得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，唯一可以用来换取个人利益的就是你手中的权力，而你一旦接受这种交换，出卖的往往就不单是你手中的权力，还有你的灵魂、尊严和美好的前程。它在带给你一时的满足与快慰时，也将带给你无穷无尽的隐忧与懊悔。
扪心自问，我的成长与进步，除了组织的教育与培养，前妻的帮助也是功不可没的。当我另有所爱时，为了守住在风雨中走过近二十年的婚姻和家庭，她多次哀求，希望我不要抛弃她。我被捕判刑以后，她不计前嫌，竭尽所能地帮助我、挽救我。所以，如果允许我重来，我决不会嫌弃真心爱我和我这个家的糟糠之妻。因为我已懂得，风花雪月中那些投怀送抱的漂亮女孩，她们海誓山盟是为着你手中的权力和财富而作出的承诺，当你一旦失去了附身的光环，你就会失去梦幻般的一切，还原你一个无足轻重的自我。
如果允许我重来，我会加倍还母亲和儿子的欠债。1991年，劳碌了一生的父亲去世以后，孤苦伶仃的母亲，就一直生活在我身边。过去，她每年都回一趟乡下老家。她认为拥有我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儿子，在父老乡亲面前挺有面子。出事以后，我坐了三年多牢，她就三年多没有回老家，她怕丢人现丑。入狱前，我的工资和零星收入都给了我后来的妻子，由她安排家庭生活。入狱后不久，后妻就抛下我母亲和儿子走了。母亲的生活开销完全依靠亲朋好友的接济。为了生活，七十多岁高龄的母亲，在单位宿舍前的山坡上开垦了一小块菜地，又在单位厕所旁边搭了一个小猪圈喂猪。记得第一次来监狱看我，带来一罐肉汤，她双手牢牢抓住铁门上的栏杆，一边哭着叫我一边问：“你在这里边吃得怎么样？有人打你没有？”我除了一个劲摇头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她说：“我只要活一天，就要经常来看你，你要好好改造，争取早点回家。”今年春节前，我妹妹来探监，她说母亲的两头猪都杀了，卖了一头，另外一头舍不得吃都还了人家的情，自己只留下一个猪首和猪下水。她生怕你在这里惦记，天天催着我们来看你，并把唯一的一个猪肚煮了要我带来，一块也不让我们吃。妹妹说着，拿出猪肚汤要我喝。此时此刻，一个年近半百而又不争气的儿子，面对大山一样沉重的母爱，我能咽下吗？我对儿子的欠账，更让我揪心如焚。家庭婚变，父亲坐牢，对他的打击是空前的。他夫去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依托，书读不下去了，便辍学要求工作，独立谋生，外出打工，又因没有学历处处碰壁，激愤之下他毅然改名换姓，回老家复读高中。身陷囹圄，每当夜深人静，辗转反侧时，我就特别想念自己的儿子，几次带信要他来看我。后来在他母亲的陪同下终于来了监狱。见面时他静静地坐在一边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末了我问他：你有什么话说没有？“我没有。”我知道儿子恨我，望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，我悲从中来，涕泪滂沱。身为人子，我上不能赡养年迈的老母；身为人父，我下不能抚养自己的独生儿子。是我对不起他们，辜负了他们。所以，如果允许我重来，我一定会挤出更多的时间，陪陪我年迈的母亲和孤独的儿子，给予他们更多的孝心和父爱。
“识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”。过去的一切，从我走进高墙电网的那一天就己经无情地划上了冰冷而凄凉的句号。在无穷的悔恨中，现在我唯一能做，而且也决心去做的就是认真接受教育改造，彻底决裂旧我，力争早日回归社会，重塑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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